石飞：“嘴唇抹石灰”式的规定请免出

●“嘴唇抹石灰”式的规定请免出 　作者：石飞　　近年来，各地新的规章、新的制度、新的措施层出不穷，此乃社会不断创新、变革、发展的必然，值得高兴。但兴奋中也不乏些许忧虞，这么多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真正被当回事，切实执行的有多少？　　说个实例。毗邻一党政机关，各办公室墙上都悬着醒目的工艺美术制作的“机关作风十不准”，其中两条是“上班时间，不准上网玩游戏、聊天”和“工作日，午餐不准饮酒”。前日下午我去那里公干，那个滑稽的现场简值能把人的大牙笑掉，一个个全是“红脸关公”，都正在网上忙活，或聊天，或游戏，或炒股。我悄悄挨到一位哥儿身旁，边示意墙上的“十不准”，边小声笑问：“不是不准玩游戏、不准饮酒吗？”他莞儿一笑：“那是做样子，写着玩的，没人当真。”　　这位仁兄说得好哇，真是讲到了骨子里了！我们的规定，上面的，下面的，方方面面的，可船载，可车拉，不计其数，查查看看，到底有多少被当真兑现的？实在让人难以乐观起来。有的制订者的初衷，原本就是为了充数、做样子。在一些领导的心目中，订规定也是政绩，所以，不少工作总结，总把订这制度那制度、订多少制度作为不可或缺的必写内容。　　人们不把规定当回事的原因很多，其中规定缺少责任条款，无疑是问题的症结。再说上面的例子，如果“十不准”中，条条都有明确的违规责任，予以相应的经济和行政处罚，并切实兑现，网上游戏聊天、午餐饮酒之类现象自然就会根除。没有违规责任追究，再好的再急的再必不可少的规定，也只能是白订白说，如同庄稼田里吓唬麻雀的稻草人。　　笔者发上述感慨，是因为在5月15日《人民日报》上看了一则消息。该消息说，日前，甘肃省正式施行《重大决策程序暂行规则》，规定“要求与群众利益相关的政府重大决策事项必须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示”。这一规定充分表示，该省行政决策又向民主决策方面迈进了可喜的一步。遗恨的是，该规定没有对“不公示”追究的条款，即没有制约。从网上调出该省“暂行规则”（省府令第33号）全文拜读，在“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两章中，亦均没有对“不公示”的说法。这就难保“与群众利益相关的政府重大决策事项”不经公示，暗箱炮制，骤然发布实施的现象不会出现了，因为不公示也没有责任。愚以为，甘肃省的这个“暂行规则”中应该明确：“未经公示的重大决策，无效。”有了这样的制约，才能确保“要求与群众利益相关的政府重大决策事项必须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示”的规定（也是政府的承诺）不至于“嘴唇抹石灰——白说”。这种要求无理苛求吗？否。干部提拔任前公示制度不就就是这样办的吗，未经事前公示者的，任命无效。　　总之，我们的党委政府要取信于民，要让人民群众监督有依据，出台任何一项规定，都要有刚性的约束限制，非照办兑现不可，不照办兑现就要承担违规或失信的责任追究。所以，笔者呼吁，今后，不管是哪一级党委政府，出台规定，都要有责任追究条款。那种只有要和要求如何如何，而没有违规追究条款、兑现不兑现无所谓的规定，还是少出台或不出台为好。

茶叶猪肉 有点难受

昆明这几天阴雨绵绵，风之末端心里也被两件事搞得十分沉郁。 先说第一件事：在目前云南普洱茶被炒得越来越热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我本来应该想到而没想起来的后果，云南省唯一的边销茶定点企业——下关砖茶厂的砖茶脱销和价格上涨了。因为下关砖茶本来就属于普洱茶产品，在今年普洱茶原料价格上涨、以及有茶商大肆收购普洱茶的背景下，本来应该销往迪庆等藏族地区的砖茶，在迪庆已经很难买到了。 为什么说我本应该想到而没想到？去年，我就发表过《我闻到普洱茶被炒糊的糊味》，已经感觉到云南在普洱茶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异常现象，可没想到会出现上述的情况。而我本人，在西藏工作生活过数年，深知茶叶在藏区的重要。 还在很早以前，盛产茶叶的云南就向藏区输送茶叶。著名的“茶马古道”把西藏和云南在经济上紧密联系起来，并对维护祖国统一起到了很大作用。明朝万历年间，一个叫王庭相的人写过《严茶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茶木之叶，而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地也。” 藏区因为地理原因蔬菜水果很少，茶叶里所含的维生素等成分是身体不可缺少的，兼之茶叶对当地以牛羊肉为主食有消化作用。对藏民、对当年的我这样在西藏工作的其它省份人士来说，砖茶就像汉族的粮米一样重要。所以连古人都明白，茶叶是关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大事。执政者必须认真对待。 可现在，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呀？市场经济本身没错，但是，在一个监管秩序不健全，政府有关部门规划指导不到位的的市场上，资本的原始逐利本性就带着野蛮的冲动开始横行。就拿云南普洱茶来说，本来对于藏区来说，茶是一个生活必需品。可是，在一些投机者的眼里，普洱茶成了牟取暴利的投资商品。疯狂地吹嘘普洱茶的各种“神效”以及“收藏价值”，价格节节高升。更令人痛心的是，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对此不加以监督管理，目光短浅，竟然也加入了这个吹泡沫的游戏，动用公共资源来为炒作普洱茶火上浇油！ 作为一个云南人，我脑海里浮现当年那些藏族同胞淳朴的面孔，彷佛看到他们面前空空的茶碗，风之末端有一种痛彻心肺的感觉袭上心头！ 如果说，茶叶影响到的是离我还有很长路途的西藏，另一件让我难受的事就在身边。 近几天来，在昆明农贸市场上，猪肉价格持续上涨了2到4元，达到了20元一斤。牛、羊肉也有小幅上扬。到过昆明的朋友都知道，昆明和西藏一样，都是在高原上，人体消耗量较大，必须经常吃一些肉食保持体力。所以猪肉的涨价牵动着昆明每一户人家的日常支出。 据业内人士分析，这次昆明猪肉涨价的主要原因是前年昆明市生猪价格比较高，不少养殖户去年开始扩大养殖规模，但去年的生猪市场供大于求，价格不增反降，不少养殖户去年养猪都亏了本。今年，养殖户明显减少了养殖数量，结果造成了猪源紧张。 原因很简单，养殖户是按着市场规律来操作的，能赚多养猪，不能赚就少养，没有错呀。可是，我要问，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对昆明这样一座六百多万人的中小型城市，食品物资的供应就没个指导性的规划和保障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怎么定位，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话题。上面我说的这两件现实中的事，我想应该比一些学者专家的理论更为直观一点，能够带来很多启示。 但愿明天天晴。

“茅台迷雾”遮挡了公众的视线

最近半个多月，关于贵州茅台总经理乔洪去向问题一直引起广大民众和各大媒体的关注，由此而引发对茅台总经理乔洪被“双轨”的猜测，结果导致贵州茅台股价暴跌停牌。从贵州茅台总经理乔洪事件刚开始起，笔者就一直在关注此事态的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围绕着贵州茅台总经理乔洪被调查的传言已经持续一周，但是，茅台公司乃至贵州省有关部门一直保持着沉默态度，对传言中的乔洪被调查问题一直遮遮掩掩，让关系到自身切实利益的股民和公众如在雾中，以至其无从掌握最准确的相关信息。最近几天，关于乔洪事件的报道越来越反复无常。据5月16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14日贵州省国资委证实乔洪调任，原以为闹得沸沸扬扬的茅台高管动荡事件就此平息，但今日“黔国资委对乔洪赴任不知情”的传闻又“一石激起千层浪”。今日再次致电贵州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谢谦，他强调乔洪确已调任国资委，而媒体盛传“不知情的国资委企业领导人管理处”，并不负责人事调动工作。5月15日的《东方早报》一则报道表明：虽然贵州茅台公告表明乔洪已经出任新职，但贵州纪委对乔洪的调查仍在进行之中。消息人士称：“先将其暂时调任到一个闲职以平息舆论，有助于贵州纪委进一步对其展开调查。”5月16日，又有媒体透露，贵州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强调，乔洪确已调任国资委，但"还要配合其他一些工作"。茅台迷雾如此反反复复，关于一家国有企业老总去向的猜测竟然如此扑朔迷离，这确实很罕见。然而，就在各大媒体对乔洪事件进行猜测时，贵州茅台股票却经历了下跌-停盘-走高等几次反复无常的变化，期间导致了茅台股票暴跌停牌。面对茅台股票暴跌停牌的危局以及公众媒体的压力，贵州茅台不得不发布相关信息的公告，当地国资委不得不以接受媒体采访的方式，出面辟谣。当贵州茅台发布了公告，地方政府出面辟谣后，茅台迷雾似乎已经不存在了。情况没有那么简单，茅台迷雾没有因为茅台公司发布公告以及当地国资委的出面辟谣而消失，它反而随着公告的公布和当地国资委的辟谣更加迷雾重重。那是因为，在发生有关媒体对乔洪“双规”的猜测时，相关部门没有及时的公开公众应该知道政务，从而使广大民众对此事件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另外，有关部门可能出于对茅台公司发展的考虑，可能隐瞒乔洪被“双轨”的信息，避免引发茅台股票更大的波动。关于乔洪事件，与此有利益关系的股民和投资者是有权利知道其真相的。当然，茅台公司作为国有公司，广大民众也应该享有知情权。可现实情况令人遗憾，贵州省有关部门迟迟不公开相关信息，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不得不引人对国家倡导的政务公开担心，甚至使广大民众对前不久国务院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失去信心。从“乔洪事件”中，政府和国有企业必须吸取教训。政府必须意识到，避免引发茅台股票更大的波动，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不是隐瞒不报或则迟来的辟谣来遮挡公众的视线，而应该是及时的公布相关信息公开政务。从该事件中，暴露了在政企不分的形式下，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害，相关企业与政府相互串通隐瞒真相，使广大民众尤其是那些与此事件有相关利益的股民被蒙在鼓里。另外，该事件暴露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这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事已至此，政府必须正确面对茅台迷雾，切实处理好该事件，消除公众对该事件的猜疑。当然，国家最需要解决的是，消除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漏洞，尽快实现政企分开，加快政务公开步伐，进一步细化政务公开的所包含的内容。同时，国家应该给民众更多的权力，让民众有更多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薛涌：美国孩子们的权力游戏

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上小学两年级了，班里的事情也越来越复杂。她不时回来讲讲，令我想起了我同龄时的小学生活，也得以把中美的小学作了一番对比。 我们小时候，从一年级起就有班干部，全是老师指定的。老实说，我班里的几个班干部，确实属于好孩子，功课特别出色，不能说老师偏心。但渐渐长大后就不同了。象我这种不争气的“平民百姓”，对“干部”多少有些气，觉得他们就知道巴结老师。中学时更明显，选班干部的标准，主要还是“听话”，而且班干部和一般同学之间都有隔阂。女儿上学，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班干部。第一年上学前班，老师给全班同学分配任务：有的是把门人，即孩子们列队进教师时，把门打开，等全班进去后再关上；有的是领队，走在第一个，引导全班进入教室。可想而知，孩子们都想当领队，不想当把门人。不过，这些角色，从来是每个人轮流，绝对平等。目的是教育孩子，每个人都要给大家服务，对别人都应该尽责任。这大概也是培养集体精神的第一步吧。女儿上二年级后，这套把戏没有了。班里照样没有学生干部。不过，人是权力的动物，从小就希望当头头，支配别人。上午有一个二十分钟的课间休息时间，一个年级的孩子在游乐场自由活动，小小的权力角逐就从这里开始了。女儿班上的一位叫阿利克斯的男孩，组织起一个虫子俱乐部。女儿喜欢自然，赶快去参加。结果她发现，阿利克斯把自己封为老板，另一个女孩子是副老板，还有一个是老板助理，她则是个普通雇员。女儿是个谦和的人，对此并不太介意，跟着玩了不少时间。俱乐部有种种规矩。比如新成员要考试，即抓一个小虫子，但要好好照顾，不能有任何伤害等等。不过时间久了，女儿觉得自己总听人指挥，有些不耐烦，就决定退出，发起了一个自然俱乐部，马上招来三个小朋友加入。这次她可神气了。她当老板；她的好朋友尼克当副老板，另外一个叫奥莉维娅的女孩，当老板助理。当我听说奥莉维娅加入时，心里多少有些吃惊。这孩子我知道，非常聪明，是个典型的孩子王，什么事情都要按自己的主意办，从来不甘居人下。她怎么可能安心当老板助理呢？果然，几天后，俱乐部中的权力就发生了变化。女儿作为老板，定下了规矩，要给手下人评分，根据工作成绩确定职位。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捡树叶，捡垃圾。那个奥莉维娅特别机灵，马上捡了许多，比尼克的成绩好。女儿找到尼克，问是否应该让奥莉维娅当副老板，他当老板助理。尼克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了。不过过了几天，尼克宣布退出，自己另立一个快乐俱乐部，女儿还答应去参加。这个小小的游乐场，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俱乐部。孩子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有限，不能什么俱乐部都参加，所以俱乐部之间就要竞争。你想当头，就得发起一个俱乐部，并能把持俱乐部的领导权。同时，你要能吸引人来参加。如果最后成了光杆司令，俱乐部就失败了。可想而知，成为领袖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你自己要比较人气，人家愿意和你玩儿。第二，你发起的俱乐部要比较有意思，能够吸引人。第三，你要比较能干，会管理，能服人。那个奥莉维娅，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女儿说，她常常带一些小东西分给小朋友，而且主意特别多，许多孩子都喜欢和她玩。另外，我们还参加了一个包括她父母在内的家长俱乐部，大家凑在一起，当着孩子的面，夸奖孩子作的好事。奥莉维娅的母亲讲起自己的女儿来说：“一次，奥莉维娅组织一个音乐剧，在开始时，她特地停下录音机里的音乐，问大家是否都能跟上。这显示了她对别人的关心，显示了她的领袖才能。”我当时听到“领袖才能”一词，心里一惊：七岁这么点一个孩子，谈什么领袖能力？但再一观察学校游乐场上的情况，实际上许多孩子都在为确立自己的领袖位置而努力。和我们班干部的法则不同的是，他们都懂得，自己是不是领袖，不在于老师怎么评价，而在于自己的小伙伴们是否认同。一个领袖，必须能照顾他人的利益，给大家带来福利。象奥莉维娅的母亲这样的家长，平时也潜移默化地鼓励这样的行为。美国的生机是基层自治，一切事情要靠自己解决。比如你到一些偏远的小镇就会看到：政府是业余的，消防队没有什么经费，所有的消防队员，都是当地的志愿人员，一切组织得井井有条。这里体现的不仅仅是制度，而且还有习惯。这种自我组织的习惯，必须从小养成。记得九一一时，第四架被劫持的飞机上的乘客知道真相后，死到临头居然一起投票，决定反抗。此事让许多国人感动不已。后来我发现，七岁的女儿在房子里用几个娃娃玩儿游戏，在决定哪个娃娃坐在哪里时，还要问我：“爸爸，在这几个之中，你投谁的票坐在那里？”她已经有通过正当程序组织自己玩具的概念了。我们要培养未来有责任感的公民，就应该放手让孩子自己组织自己，自己评价自己。班干部，三好生等等，是否都能免掉？没有这些大人的奖赏，孩子们反而能够懂得如何为自己负责，如何当领袖。毕竟，孩子不能一辈子都听家长和老师的。他们长大成人后，应该是一个独立思想的公民，为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我们的教育，应该为他们日后对自己的责任作准备。

有房有车的中产们为何恐慌？

如今“浮躁”已成为贴在中国职场年轻人身上的标签，甚至已经演化成让局外人痛心疾首的某种程度的“人品问题”。　　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们就不用说了，他们中许多人在找到第一份工作后的6个月内就想着升主管，就连收入和地位渐渐稳健的中产，甚至在有房有车之后，也不会安顿下来，而是随时想着与旧工作拜拜，向更高的薪水和职位飞去。　　高级人才的供给少于高级职位的需求是一个客观环境原因，人当然应该往高处走是主观意志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中产们难以克服的内心的恐慌。这种恐慌来自很多个方面，但大多与安家立命有直接的关联。　　退休的恐慌。CBD的写字楼群里随便拦下一个看上去像商务精英的人，问他，你的退休金大概有多少？你可能会遭白眼。没有人计划在现有的公司退休。甚至没人能想象到自己会有退休金。不要说退休在现在的公司，就连未来的五年计划也未必与现有的工作有关系。加班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们只有寄希望于在身子骨还硬朗的时候，多攒些储备，让风烛残年的退休生涯不至于因经济紧张而被迫降低生活质量。　　疾病的恐慌。年过三十的人会突然发现，许多重大病症的发病年龄正在年轻化。一些人有了目睹或听说同事、朋友、朋友的朋友因得了癌症或一些莫名其妙的血液病症从而一蹶不振的经历。除了少数人能积极预防之外，更多的人还是把解决方案向透支体力多赚钱财倾斜，希冀万一不走运之后起码用得起尽可能好的医疗措施。　　财产的恐慌。有一套房子的怕房子的所有权将来不是自己的，不是只买了50年到70年的使用权吗？有两套以上房子的怕将来这些不动产难以变现。有现金的怕几十年后鸡蛋变成100元一只……这种恐慌转变成中产阶层里的一小股移民潮，换个身份，再回来挣钱并生活着。不过移民之后又有多出来的烦恼。　　一位成功将孩子生在美国从而成为美籍华人父母的夫妇在回国工作后正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发愁。因为孩子是外籍人士，他们必须支付一笔额外的昂贵学费让孩子在中国接受教育。还有，每年岁末发行的金条金砖也成为投资热门。这大概是另一种缓解财产恐慌的解决方案。　　落后的恐慌。在阶层以超音速之势分化时，每个人都想拉住上一层的把手，生怕被当年的同窗或坐在隔壁的同事远远地甩在下面。这种对落后的恐惧还体现在人人都在努力成为“知道分子”的现象上。没文化不要紧，但不能不知道别人都知道的事。　　这个时候再看看“浮躁”的标签，是不是会有更加复杂的感受？

惊讶于“稷山诽谤案”还在审

2006年3月，山西省稷山县3名科级干部将反映该县县委书记的材料整理成文，邮寄给当地37个部门的负责人。当年8月，其中两名写信人杨秦玉和南回荣被判刑。今年4月，该案被媒体披露，因其与“彭水诗案”的翻版效应而广受关注。但是，5月15日，稷山县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该案，第三名写信人薛志敬被推上法庭。（5月16日《中国青年报》）老实说，这个新闻令我感到十分的惊讶。因为“彭水诗案”之后，舆论对于类似问题应该说已经有了定论，即公众对地方官员的监督权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但是，从稷山案的进程来看，稷山地方当局根本无视舆论的呼吁，必欲将错案进行到底，不能不令人愕然于他们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动力。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彭水诗案”被定性为“党政干部干预司法”，而舆论称之为“前所未有的严肃”之后，稷山县委书记李润山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采访时居然表示，杨秦玉和南回荣被判缓刑，是有他的“宽宏大量”的因素。他说，无论是个人还是在工作上，他本人从来没有和写匿名信的3个人有过矛盾，关系还不错，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会诽谤他。事情出来以后，有人向他建议，借此机会“严惩他们，好好整顿一下风气”，但他考虑到他们年龄大了，工作了这么多年，上有老，下有小，需要同情，于是向法院“打招呼”，提出轻判。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位稷山县委书记仿佛不知道“彭水诗案”是如何被定性的，因而话语间丝毫不避“党政干部干预司法”的嫌疑。那么我们怎么来看这一切呢？很明显，“彭水诗案”之后，促成该案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彭水县有个蓝庆华，稷山县则有个李润山。其它地方在本质上恐怕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每个地方的县名和“一把手”的姓名。《吕氏春秋》说，天下并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阴阳的调和，不仅仅使某一类生物生长；应时的雨露，不偏私滋润某一生物。但我们从“彭水诗案”到“稷山诽谤案”可以看到的是，每个地方都成了“一把手”个人的天下了，那里反映的是他们个人的绝对意志，而其他人则连“风”和“举”的权利都没有了。那么怎么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切呢？人们就此说得很多了，甚至太多了，而焦点集中于要限制“一把手”的权力这一点上。但是，如何限制，我却没有看到什么具体的好方法。“稷山诽谤案”4月被报道时，甚至有人撰文《那个骂毛泽东的妇女是诽谤还是举报？》，那意思分明只是要求“一把手”们应该“宽宏大量”一些，令人愕然。而在笔者看来，要想限制“一把手”的权力，要想不再有“彭水诗案”、“稷山诽谤案”，具体地说就必须做到这样一点：让秦中飞们不必再用“风”的形式，让杨秦玉、南回荣和薛志敬不必再用“举”的形式，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公开的方式、在某一个公开的场合讲出来，和蓝庆华、李润山们面对面的讲出来。不过，需要说明地是，倘若那样一个制度真地建立起来，讲话的人就不一定是秦中飞、杨秦玉了，而是某些具有特定职位、负有某种特定责任的人。他们不一定象秦中飞、杨秦玉们一样是道义英雄，但是，却能承担道义英雄们所要承担的责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没有工具可分析的中国股市

　2007年5月9日，上证指数站上了4000点，市场沉浸在一片欢呼声之中，因为股市的赚钱效应再一次得到放大与强化。　　当前的中国股市似乎只有一个特性，那就是涨、涨、涨，由1000点涨到2000点，由2000点涨到3000点，再由3000点涨到4000点，它不需要基础分析，更不需要技术分析。什么价值重估、制度溢价、人口红利、人民币升值、上市公司业绩等等，这些概念与方法在当前的股市中任何一个都派不上用场。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投资学的分析工具、本国及他国的历史经验，在当前的中国股市也似乎成了陈旧及迂腐的代名词。一句话，当前的中国股市似乎已经找不到一个可分析的工具或概念了！　　可是，任何一个经济行为都应是可分析的经济行为，任何一个市场都应是可分析的市场，否则世界上无数经济学家、无数经济分析师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如果一个市场已经没有了可分析的工具，那么这个市场要么成仙了，要么就是疯了。　　对于股市的“亢奋”，有人认为是因为国有资产价值重新得到张扬，个人投资变得具体实在了，国有企业开始由脱困阶段转向资源优化阶段等等。可见，当国有企业充满整个市场时，我们不仅没有为这种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市场低效率而担忧，反将之看成了整个市场股票飙升的理由。此时，经济学家们又何在呢？也许正如哲学家所言，在这个时候，不说就是最好的说。　　大家都知道，金融交易的特性就是在未来支付不确定的情况下分散风险，因此得用有效的金融合约来保证这种未来支付的公平合理性。股市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交易，在上述基础上更表现为股市交易的流动性与广泛性，表现为股市交易的纯粹的非人格化。　　没有一个好的信用制度及法治基础，在实体经济的交易中，各种欺诈行为就会屡屡发生；股市交易的上述特性，也为种种欺诈行为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股市交易中，不仅更容易让一方受骗，而且更容易让成千上万的大众受骗。而为了避免或减少这种欺诈行为发生，就得用一套严密的信用体系及法律制度来保证市场投资者的权利及权益不会受到侵犯。而这套法律制度不仅比一般实体经济交易中的制度安排要求更高，甚至于比其他金融交易中的制度安排要求更高。但就实际情况来说，中国证券市场不仅信用制度不足，而且相关的法律制度依然不足以来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1990年上海与深圳两个交易所成立后，中国的证券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上市公司从股市筹集大量的资金，促进了一些企业或行业快速成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制度性准备不足，中国的证券市场在刚推出的时候，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财务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中国股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国有企业改革及经济改革的风险与成本，但是股东权利及权益保护机构、合约履行制度、证券市场发展的信用制度却难以建立起来。　　此后，随着股改和一些基础性制度的确立，中国证券市场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由于政府与证券市场的利益冲突太多，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预太多，这使得证券市场的法治独立依然难以实现，证券市场发展的制度前提———信用体系也难以确立。由于社会的信用制度无法确立，政府只能成为整个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最终信用担保人。　　当整个证券市场的信用是由政府担保时，再加上大部分上市公司及市场金融机构的最终控股权为政府所主导，这当然会促使一些上市公司高管及市场金融机构对市场进行操纵，对股价进行操纵。因为其疯狂行为如果赢了，个人或单位就可以获得丰厚盈利，而输了则可由政府兜底。既然上市公司可以这样，中小投资者在表面的财富效应下，也会疯狂地涌入市场。一张没有个人信用基础、没有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的股票，也就在一夜之间成了分配社会财富的入场券。这恐怕就是当前中国股市为何没有可分析工具的原因所在。　　可以说，中国股市的基础性制度不确立，市场投机的疯狂就难以改变。这就是中国股市发展十几年来的现实。而且，股市的基础性制度并不是一天生成的，它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演进过程，特别中国股市的信用制度，更是需要时间来培育.